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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祀祖的晚商王陵（下）

司母戊鼎出土地
最能代表殷商灿烂文明的当数青铜器，司母戊鼎更是其中的代表之作。重达830多公斤的大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重器，它正是出土于殷墟王陵遗址园内。
在遗址东区编号为M260大墓展厅内，王陵遗址管理处再现了司母戊鼎的埋藏地。这座大墓呈“甲”字形，墓道在墓室南部，从地面缓坡延伸至墓室。墓室为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坑，底部挖有一个腰坑。1984年8月，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时，在腰坑内发现了一具殉人和一个玉戈。腰坑并不大，一个人委身其中也要蜷曲而卧。专家考证，当时大墓中均有腰坑，埋葬时殉人殉狗，其意是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保护墓主人。
60多年前，司母戊鼎正是从这座只有一条墓道的坟茔中出土的。发现大鼎的武官村村民吴培文如今已经寿登耄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吴老感慨万千。由于大鼎实在太重，单靠人力难以把它从墓中运出，吴培文和数十位乡亲们采取分层填土的方法，用绳索套住大鼎的四条腿，拽起一面就向鼎下填土，到一定高度时再把另一面拽开向下填土，如此反复增高鼎下的土层，又借助牲口的拉拽，大鼎终于被运到了地面上。
尽管吴培文要求搬运大鼎的乡亲们指天发誓，不得泄漏此事，但日本人还是知道了武官村挖出了稀世珍宝。驻扎在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来到武官村，提出要亲眼看看这件宝贝。吴培文千遮百掩，好说歹说，总算哄走了这拨日本人。
日本人走了没几天，就有京城的古董商上门拜访吴培文，欲出价收购大鼎。吴培文一口回绝，总说根本没有大鼎。古董商以为吴培文嫌出价低，一路将价格抬到20万银元，这也让吴培文了解了大鼎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出土司母戊鼎的这片土地，仍蕴藏着巨大的考古价值。又过了一段时间，一队日本兵再度来到武官村，带队的是一个名叫水野的大佐，随行的还有几个汉奸。他们强迫村民聚集到打麦场上，架起机枪恫吓吴培文献出国宝。
幸亏早有准备，吴培文想出李代桃僵之计，把几年前挖到的一个铜鼎拿出来糊弄水野。当初古董商来收购甲骨器物时，指定这个铜鼎是后世仿造的，无论如何不要，这时正好派上用场。愚蠢的水野以为这就是宝贝，欢天喜地抬着这尊赝鼎回城了。
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王仲廉一声令下，把司母戊鼎运到了新乡。随后派重兵押运到南京，成为敬献给蒋介石六十大寿的贺礼。据传，老蒋仓皇败走台湾之时，曾打算把这件“神器”一同带走，以便时时得以佑护。可是司母戊鼎运到机场时，只顾逃命的达官贵人们嫌它占了飞机上宝贵的位置，不管三七二十一扔在机场了事。
去年9月，为配合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司母戊鼎回乡省亲，存放到殷墟博物馆内，古都人民方才有幸看到国宝的真实面貌。
就在前几天，市博古斋承担制作的巨型司母戊鼎仿制品被成功安放在殷墟王陵遗址区内的司母戊鼎出土地。从远处望去，放大了2.25倍的仿制品显得格外古朴凝重，殷墟王陵遗址的厚重内涵在它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巧夺天工的晚商青铜器
司母戊鼎以重器之称闻名天下，在青铜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同样，那些做工考究，小巧精致的青铜器物也是个个不同凡响。著名的牛方鼎和鹿方鼎就出土于王陵遗址内编号为M1004的大墓，这座大墓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甲骨学大师胡厚宣主持发掘的。墓内的随葬品共分四层安置，最底层是车饰、皮甲和盾牌等物，第二层摆放了300多个铜矛头，第三层放置铜盔100多个、铜戈370把，这三层的陪葬品多是作战兵器，反映墓主人在世时的戎马生涯。在最上层的陪葬品中，胡厚宣发现了石磬、碧玉棒等乐器和饰品，牛方鼎和鹿方鼎也赫然在目。
1934年，胡厚宣和助手们发掘这座大墓时，曾在大墓的上方发现了一座汉代墓，汉代墓的下方有一个盗洞，一直延伸到M1004大墓的墓室。根据这一点，他们推测早在汉代以前，甚至春秋、西周时期，这座大墓就被盗掘过。盗墓者在私掘大墓寻宝时，根本不会考虑彻底清理，因此在墓里一些偏僻的角落中，经常会有特殊的发现。
第一次发掘清理这座大墓时，考古工作者并没有大的收获，珍贵的文物几乎一无所有。第二次清理时，这座墓却大放异彩，不仅出土了众多的普通器物，还有后来名扬四海的牛方鼎和鹿方鼎。当时，考古专家在该墓南向墓道的入口发现了一块未被盗墓者染指的夯土，遂小心翼翼对其分解剥离。本没有寄予大的期望，却收获颇丰。夯土内的牛方鼎和鹿方鼎让在场的人赞不绝口，梁思永看到这两座鼎后，感慨地说：“牛、鹿大鼎不但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大发现，也是中国时代最早的青铜大鼎第一次出土。”
如今，在M1004大墓的旁边，王陵遗址的管理人员摆放了两个仿制品。牛方鼎四面为牛头，鹿方鼎四面为鹿头，两件大鼎纹饰精美，最为瞩目的是两鼎周身的纹饰与鼎底中央的铭文相互吻合，都以牛或鹿为主题，这在3000多年前是极为少见的。据专家考证，这些纹饰和铭文很可能代表商王朝某个氏族的图腾。
两座鼎出土后，考古学者迅速把它送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前，两座鼎跨洋过海，至今仍保存在宝岛台湾。
时隔60年后，胡厚宣先生来到台湾，在分别数十年的老朋友、老同事石嶂如的陪同下，再次看到了牛方鼎和鹿方鼎。胡老站在当年自己亲手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前，矗立良久，回忆起当年发掘这座大墓时的场景，犹如昨天刚刚发生一样，大家的一举一动，历历在目。1996年，胡老逝世一周年时，年过九旬的石嶂如先生亲自撰写了文章《胡厚宣先生与侯家庄1004大墓发掘》，以表对胡老的敬意和思念之情。
商王朝的工匠们不仅把祭祀所用的礼器制作得美妙绝伦，就连日常用品也打造得精巧雅致。在编号为M1400的大墓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几件酒器和盥洗用品，物品的精美程度令人拍案叫绝。
有一件青铜器叫做铜斝,类似现在的酒壶。商人饮酒时，要先把酒倒入这种专用的酒壶内，然后再持这种酒壶将酒倒入觚、爵等一类的酒杯中，才能饮用。这件铜斝下部以三足架起，很明显是为了方便给酒加热。还有一件铜爵，上面有两个柱子，这是起什么作用呢？学者们分析，商人饮酒很厉害，酒杯上的两个柱子阻止了商人每次喝酒一饮而尽，有效限制饮酒的数量。还有学者认为，商人胡须很长，为了防止胡须落入酒杯中，便在酒杯上镶了两个柱子，用来挡住胡须。
说起这些巧夺天工的青铜器物，就不能不提及著名的虎纹石磬。1950年，考古专家在武官大墓发现了这件宝物。石磬是用整块白中透青的石头琢成，长84厘米、厚2.5厘米。正面雕有虎形纹饰。虎张口露齿，瞪着大眼，竖耳翘尾，威势十足。虎纹用线条刻出，清晰流畅。敲击时，其音悠扬清越。这是目前殷墟出土乐器中最大的一件，也是中国古代乐器宝库中难得的珍品。
透着血泪气息的祭祀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商代最为重要的事情，商王和贵族奴隶主在祭祀祖先、祈祷神灵佑护、建筑殿堂宫室和外出征战之前，都会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每当祭祀时，都会把人当作祭品，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供奉给祖先和神灵，后人将这种祭祀方式称为人牲制度。被杀的人牲绝大多数为战俘，也有少部分是奴隶。
据有关学者认证，王陵遗址不单单是晚商诸王的坟茔，也是商王朝的一个大型公共祭祀场所，这里埋藏了大量的人牲遗骸。仅在1976年，考古专家就曾发掘了191座祭祀坑，发现1178具人骨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记载有关人祭的甲骨就达1350片，卜辞1992条，合计使用人牲13052人。
在王陵遗址园内的大墓中，目前共发现了2000余座祭祀坑。工作人员将其中的一小部分以复原展示的方式排列在祭祀场内，为了避免风雨的侵蚀，在这些复原展示的祭祀坑上还加盖了玻璃罩进行保护。
排列整齐有序的祭祀坑被称为“排葬坑”，比较分散的称为“散葬坑”。祭祀坑多是长方形竖穴，坑内所埋的人骨有保持完整身躯的，也有身首异处的，还有部分是无头躯体。另有一种坑被称为“头骨坑”，埋的全部是人牲的头骨。按照方位，可以把祭祀坑分为若干组，有学者认为每组应该是一次祭祀活动。
从祭祀坑的分布来看，商代武丁时期所用的人牲数量最多，之后的诸王统治期间人牲数量越来越少，这可能是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引起的观念变更吧。到了商代末期，用活人祭祀已经很少了。孔老夫子对用活人祭祀曾大加鞭挞，公开抨击这种做法，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以此来诅咒用活人祭祀殉葬的做法。
以活人祭祀祖先和神灵只是这种血泪历史的一部分，当商王或王公贵族死后，还要用活人陪葬，后人称之为殉人。殉人的数量则根据墓主人身份的高低，少则1人，多则200多人。
商代的祭祀活动比较频繁，每次祭祀所杀的既有人也有牲畜。在王陵遗址园内，有一处专门的兽祭场，埋葬了数量众多的牲畜，主要有马、牛、羊、狗等。在兽祭场中，有一座展坑较为特殊，这是一座象猪同埋坑，坑内上部是一只幼象的骨架，下部是一只猪的骨架。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和考古专家的分析，3000多年前，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林草茂密。当时河南的广大地区，都曾有野象活动。可见河南简称为“豫”足以上溯到殷商时期。
堪称“第二个古埃及”
去年，世界文化遗产评估专家金秉模先生来到殷墟，先后视察了宗庙宫殿遗址和王陵遗址，认为王陵遗址堪称“第二个古埃及”，如此之高的评价对殷墟王陵遗址来讲并不为过。13座大墓，2000多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不愧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王陵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让我们了解了3000多年前商代大墓的规模和安葬习俗，通过一系列的发掘和考证，考古界已经证实这里就是目前我国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室遗址。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帝王陵寝制度，且延续到19世纪末才宣告结束。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殷墟王陵遗址管理处王继伟、程保兴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刘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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